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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乡贤邹文会时常到文化广场的环湖长廊散步，这块地中的一部分是家里的祖宗地，为了修建长廊他家让出了祖宗地。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

　　乡贤们在开协商会，为村庄治理出点子，同时传达村民的意见。 （新坡镇政府供图）

　　年初，海口市新坡镇文采村博文村小组被列入了村容村貌整治范围，这本是件好事，却遭到大部分村民的阻挠，那段时间，村里七嘴八舌议论得最多的就是：整治中，要拆谁家的猪圈，要扒谁家的围墙……无论村干部如何做工作，村民就是不愿意让出一分地：“脏乱差早已习惯了，为整治占我家的地，绝对不行。”

　　僵持不下之时，被当地人称为“乡贤”的邹文出面并动员亲戚填平了鱼塘，见身边德高望重的人带了头，村民们纷纷让出自家的地，改造工程顺利进行，如今博文村面貌焕然一新，由垃圾围村摇身变成了美好乡村。

　　以管窥豹，博文村的变化，让我们看到了乡贤在基层乡村治理、事务决策中发挥的力量。

　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大量农村精英人才流失，农村空心化严重，亟须有才能的人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，近些年返乡的一些退休干部、创业者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，他们也被称为“乡贤”。

　　今年10月，这个村所在的新坡镇成立了海口市首家乡贤协调会，也带给了基层干部一些思考——为什么乡贤在基层乡村治理中会起到如此大的作用？作为基层政府如何调动更多的乡贤，让他们出面为新农村建设做实事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，能否为精英大量流失下日渐空心化的农村打上一剂“强心针”？

　　每天晚饭后，69岁的退休干部邹文，习惯地顺着博文村村口那条两个月前修好的石板路走一圈，当他走到村口那座新修的文化广场时，总是有很多村里人跟他打着招呼。

　　“今年年初要是你来，这里可不是这样，以前这里是垃圾围村！”在博文村村口的老榕树下，邹文指着大理石铺就、面貌一新的文化广场和干净整洁的石板路这样告诉记者：在这些改变之前，博文村几乎就是一个脏乱差的典型。那时，文化广场的池塘里到处漂着发臭的垃圾，一到下雨天，村中的道路上猪粪和枯叶和在一起，又脏又臭。

　　今年年初，海口市集中进行村容村貌整治，博文村也被列入了整治范围，但问题很快就迎面而来。整治村容村貌，这原本是一件好事，但受到了大部分村民的阻挠，那段时间，村里议论最多的就是：“整治工作中，修穿村石板路和广场，要拆谁家的猪圈，要扒谁家的围墙，要填谁家的鱼塘……”

　　无论村干部如何做工作，村民们都不愿意自己先让出一亩三分地，甚至有村民抛出这句话：“公家修不修路、环境整治得好不好不关我的事，反正脏乱差早已经习惯了，为整治占我家的地，绝对不行。”

　　最终，还是邹文和其他村里的乡贤出面支招化解了难题，邹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是博文村的大队支书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他走出博文村在琼山担任多年干部，从琼山县渔业水产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后返回博文村居住，在村民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。他对村民的心理很了解：如果让出了自家的围墙，别人不让怎么办？其实他们还是渴望告别垃圾围村的生活的。

　　见德高望重的邹文动员亲戚填平了鱼塘，村民们都表示信服，纷纷让出自己家中的围墙、猪圈，改造工程顺利动工，并于今年九月份完工，博文村的面貌焕然一新。邹文说，“修路最终受益的还是村民自己，此前总是觉得自家的东西不能动，但有身边的人带了头，也就没话可说了。”

　　乡贤出面解决问题，给这个村带来的变化远远不止这些。几年前，这个村上马千亩国家兰花产业园项目，尽管该项目是南渡江流域土地整治重大工程项目首个建设项目，但征地拆迁曾经遇到了困难，甚至有村民因为工程要动到地里几根竹子就闹得不可开交。后来，乡贤梁定和与村里很多老人出面，给村民摆出了兰花基地能给村里带来就业，带来的收益远远不止几根竹子那么简单的道理后，村民对征地拆迁才达成了协议。

　　“之前，村民总觉得种个一亩三分地就踏实了，但现在，他们认为我们的眼光要比他们看得远得多，兰花产业园的上马，让村里很多人都有了就业岗位，再也不用靠着种地的收入来维持生活。”在采访中梁定和说。

　　梁定和回忆， 2012年兰花产业园上马时，博文村的村民对这个项目已经十分支持，施工队测量土地、竖标杆、清除杂草时，还有许多村民主动上前帮忙，如今，兰花基地已经投入生产，不少村民都在这里找到了工作。

　　博文村的那些变化一度在当地传为佳话——乡贤的出面，让一些问题迎刃而解，乡贤出面解决问题，为乡村事务出谋划策，让整个乡村事务的处理耳目一新。在采访中，一些长期与村民打交道的基层干部甚至总结出了一条规律：政府不是万能的，有很多事无法出面直接管，俗话说，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很多村民的家庭内部矛盾、政府不好出面的事，如果让乡贤出面调解，可能效果更好。

　　这个村一个关于乡贤成功解决家庭纠纷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问题：博文村里，兄弟二人因为家中的一份父亲过世前留下的征地补偿款，出现了财产分配的纠纷。这两兄弟的关系比较特殊：弟弟是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所娶小妾所生，被称庶子，哥哥则是正房嫡子。加上哥哥又拿出了一份老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写好的遗产继承书，继承书用繁体字写成且没有一个标点符号，全文晦涩难懂，翻译过来，其中明确规定了庶子不能参与任何家庭财产继承，因此哥哥坚称财产分配中不能违背老父亲的意志。而弟弟一家不满意这种说法，坚称自己是父亲的后代，依据现代法律，有权参与财产分配。

　　这下让村干部为难了——一边是父亲新中国成立前就写好的约定，一边是搬出现代法律来争取自己的利益。一起普通的财产纠纷，因为牵扯到了历史、法律问题，又关系到各家的切实利益，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起家务事经过村干部多次调解，两兄弟还是闹得不可开交。

　　最终，乡贤的出面让这件事有了转机。在当地73岁的乡贤、冼夫人纪念馆副馆长杜瑞道的召集下，纠纷中的两兄弟坐了下来。

　　杜瑞道凭借着在当地的威望，以及对当地历史传统的了解，向两兄弟摆出了一个道理：根据当地自古以来约定俗成的关于嫡庶财产继承的习俗，在财产分配时，遇到家庭财产数额较大的情况时，嫡系后代在继承时必须分配三成给庶子，以体现嫡系对同胞兄弟的体恤。而且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，必须遵守。在传统的约定下，哥哥答应拿出三成征地款给弟弟，弟弟一家也表示满意，曾经剑拔弩张的两家终于握手言和。

　　“这件财产纠纷的顺利处理，让我们意识到了乡贤在基层农村治理中起到的作用。”在采访中，博文村所在的新坡镇镇政府干部们都有这样的感慨。

　　相对于基层干部，乡贤们在村民心中德高望重，而且他们对当地的村民普遍遵守的乡规民约有着深刻的了解。

　　海南大学政治与管理学教授章汝先认为，自古以来，乡贤文化就存在于我国传统乡村中。近些年来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农村精英流失，使得很多农村出现了“空心化”，这些返乡的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已经日渐明显。

　　章汝先介绍，在中国历史上，由于有着“政权不下乡”的长期历史，加上中国历史上的农村长期处于一种宗族社会的状况下，让乡贤在农村基层治理中起到了一个主导地位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农村基层组织的出现，使得乡贤的作用被基层组织干部所代替。

　　章汝先说，这群被称为乡贤的人生于斯，长于斯，他们对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，愿意发挥自己的能力，为家乡做事情。另一方面，他们的威望，也容易获得村民的信任。近些年，一些精英人物开始返乡参与家乡事务。所以，乡贤在基层乡村治理中开始起到了越来越多的作用，这充分体现了村民自治的一种新形式，也是一种积极的表现。新时期的新乡贤，更多的是一种对家乡责任的体现，因此，他们完全可以成为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沟通桥梁，发挥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。

　　“基层农村需要这些对本村有感情，在乡亲中享有极高威望的乡贤出现。”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政府主任科员周汝本说。在镇政府工作的数十年时间里，让他印象最深的、最头疼的要数此前的村民集体斗殴问题，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左右，镇上经常会出现两个村、两派宗族为了水源、责任田的划定问题，纠集大量人员进行械斗。

　　“出现这些械斗问题时，政府会出面干预，往往是抓了几个带头闹事的领头人，但这种方式只能治标不治本。”周汝本说，矛盾只能暂时被压住，未能得到根本解决，没过多长时间，械斗情况又会发生。

　　因为事情闹得越来越大，当时镇里找到了本村籍的退休干部和一些在外经商的企业家，让他们出面解决问题，这些人在村里都享有极高的威望。这些德高望重的人出面，聚众斗殴的情况得到了改观。

　　“只要这些德高望重的人出面，矛盾双方就会重回谈判桌。”周汝本说，乡贤会通过村里传统水源、土地如何划分，搬出历史来劝说村民，然后在他们的见证下，村民向政府保证以后这些纷争如何解决。此后，很多家族矛盾就由乡贤出面，实在解决不了再诉诸法律。“但这种情况很少出现。”

　　周汝本说，现在随着农村空心化严重，年轻人不是外出打工，就是考上了大学外出工作，村里有才能的人越来越少。因此村民需要一些他们普遍信服的人来解决日常事务，因为不可能什么大小事情都来找政府出面解决。周汝本说，乡贤就是乡村社会的一个“稳压器”，基层农村也需要越来越多的乡贤出现。这几年，随着不少退休干部的回乡、优秀企业家返乡创业，他们填补了基层乡村精英人才缺失的空白，两村人集体械斗已经成为历史，这几年的乡村治理工作要好做得多。

　　“但是通过这些事，我们也在思考，基层政府如何调动乡贤的积极性，让他们在基层农村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，作为政府管理的一个有益补充。”周汝本说。

　　今年10月，在我省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会议上，我省提出了积极探索以村党组织、村委会、村务监督委员会、村务协商会等“一核两委一会”为载体的乡村治理结构。

　　海口市在今年提出了拟在全市248个行政村和195个社区居委会全面推行“一核两委一会”乡村治理结构，充分发挥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如今，该市已有多个镇、村成立了类似乡贤协调会之类的组织。其中海口市大坡镇第一届乡贤协商会现有成员34名；新坡镇镇一级乡贤协调会由24名乡贤组成，村一级的村务协商会也有18名乡贤。这些人大都是由返乡居住的退休干部、返乡创业优秀企业家、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所组成。

　　据了解，建立乡贤协商会、协调会后，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征询乡贤的意见和点子，通过他们可以广纳民意，知道老百姓心中的想法，避免决策失误带来的负面效果。

　　“乡贤参与基层乡村治理，真正体现了‘共谋、共建、共治、共享’的现代社会治理理念。”海口龙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林芊告诉记者，之所以建立镇一级的乡贤协调会和乡贤村务协商会这两个平台，是因为村镇是与村民打交道最多的两级机构，许多事务和村民息息相关。

　　“村民们最看重的是乡贤们对家乡的感情以及能力。因此乡贤与村民打交道容易，村民有什么心里话能够直接对乡贤们说。”在新坡镇乡贤协调会会长周学道看来，新成立的乡贤协调会要在村民与政府中起到一个桥梁作用。（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）

　　海南大学政治与管理学教授章汝先介绍：明代在文献中出现“乡贤”的称呼，是指乡里有德行有声望的人。比如在古文献中就有“乡先生”、“乡达”、“乡老”、“乡绅”等乡贤的近义词。

　　章汝先认为，现代的乡贤，侧重的是乡村事务的参与。与贤并列的是“达”字，“贤”字代表的是德高望重，“达”字代表的是事业有成。这两个充分条件并列，乡贤首先要是乡村里的贤达人士，其次他们必须要参与公共事务中，做出对乡村建设有意义的事情。如果贤达人物“衣锦还乡”后只是闲居在家中，不参与乡村公共事务，过着提笼架鸟、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舍居生活，则不能称为乡贤。